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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锦熙与地方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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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黎锦熙是现代著名的语言学家兼方志学家。他在语言、文字、训诂、语法、修辞、文学、史地、教育、哲学、佛学和目录等学科,都有着丰富的著述,据不完全统计约有四百余种,并在文字改革、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和辞典编纂三个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以方理论上的建树尤著,在《方志今议》里,阐发了独到方志见解。

  黎锦熙是现代著名的语言学家兼方志学家。他在语言、文字、训诂、语法、修辞、文学、史地、教育、哲学、佛学和目录等学科,都有着丰富的著述,据 不完全统计约有四百余种,并在文字改革、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和辞典编纂三个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以方理论上的建树尤著,在《方志今议》里,阐发了独到方 志见解。

  黎锦熙(1890.2.2—1978.3.27)字劭西,湖南湘潭人。自幼聪颖过人,于熟读“四书”、“五经”之外,又兼涉新学,9岁即读《海 国图志》、《瀛寰志略》诸地志著作权,并能随手默画五洲详图。清光绪末年(1908)年,以秀才资格考入湖南优级师范学堂史地部,参加过孙中山领导的同盟 会。1911年毕业于湖南优级师范学堂。曾任《长沙日报》、《湖南公报》馆总编辑,后又发起成立九三学社,1915年应聘任教育部教科书特约编审员。力主 改“国文科”为“国语科”,极力提倡白话文。“五四”时一期,他与钱玄同创办《国语周刊》,该刊“欢迎投稿、不取文言”,与时任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章士钊 主办“布告征文,不收白话”的《甲寅》周刊公开宣战,在当时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从1920年起,他先后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女子 师范大学等校任教授、文学院长等职,潜心于语言文字之学,是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相继任西北联合大学国文系主任,湖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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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长、校委会主席。1946年参与组建九三学社,并任监事。1949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建国后,他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历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副主席,国务院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 学部委员,进一步从事语言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著述极多,在现代汉语语法、文字改革和辞典编纂等方面贡献颇大。九三学社第二届中央理事、第三至五届中央委 员。是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二、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五四运动时期,参加文字改革,推广普通语和普及白话文的工作。二十年代起开始研究现代汉语语 法并致力于辞书编纂。著有《新著国语文法》、《比较文法》、《国语辞典》等。

  1949年,北京刚解放,黎锦熙就被毛泽东指定和吴玉章、马叙伦、范文澜、成仿吾、郭沫若、沈雁冰7人组成“中国文字改革协会”(中国文字改革 委员会的前身)。10月10日的成立大会上,吴玉章在开幕词中指出:“1926年赵元任、钱玄同、黎锦熙等人在国语罗马字拼音研究委员会拟定国语罗马字拼 音法,这就使中国文字改革工作大大地进了一步。”1958年,周恩来在《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报告里又说:“钱玄同、黎锦熙、赵元任等人制定‘国语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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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的功劳是不能不承认的。”对文字改革工作,党和政府给予了充分肯定与支持。

  黎锦熙从事语文教学和研究工作70年,研究和探讨的领域很广,对于语言学、文字学、词典学、语法学、修辞学、教育学、目录学、地理学、史学、佛 学等,都有很深的造诣和丰富的著述,仅有关语言文字学方面的著作,计论文就有300多篇,专著30余部。他在文字改革、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和辞典编纂方面, 尤其做出了极其卓越的贡献。数十年来,他还为祖国培养了许多语言文字工作者和专家,影响所及,遍于海内外。黎锦熙不仅是一个语言学家,一个学者,同时又是 一个社会改革家,一个始终为了中国的富强、进步,贡献了其毕生精力并做出巨大贡献的人。

  黎锦熙与毛泽东是师生关系。黎锦熙不屑与官宦为伍,1913年到湖南省立第四师范任教。同年,毛泽东考入该校就读。次年春,他们又随着四师与一 师合并一起转到一师。当时黎锦熙讲授历史课,这是毛泽东最感兴趣的课程。并很快成为挚友、兄弟。黎锦熙学贯古今,学识渊博,而且品行笃正,堪为人师。因 此,毛泽东经常到黎锦熙住处请教,问题涉及古今中外,天文地理,特别是关于如何治学等问题。黎锦熙总是循循善诱耐心教导。毛泽东曾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闻黎君劭西好学,乃往询之,其言若合,而条理加密焉,人手之法,又甚备而完。吾于黎君,感之最深,盖之有生至今,能如是道者,一焉而已。”黎锦熙对毛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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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评价非常高,在1915年7月31日的日记中写道:“晚,在润之处观其日记,甚切实,文理优于章甫,笃行俩人略同,皆大可造,宜示之以方也。”这是黎锦 熙慧眼识巨才以及作为一位教师对培养青年毛泽东的强烈责任感。

  黎锦熙在生活上也时时处处关心毛泽东,他知道这个农村青年求学不易;他与杨昌济、徐特立等人曾创办《湖南公报》《公言》等刊物,宣传民治思想。 黎锦熙常请毛泽东等学生帮助抄写稿件,给一定的酬劳。几十年后,黎锦熙曾欣慰地说过:在湖南办报时有三个青年帮助抄写过文稿,一个是不问文稿的内容,什么 都照抄;一个是凡见到文稿中有问题总要提出来,并有代为润色的时候;一个是看到他不同意的文稿干脆就不代抄。这三个青年对待抄写文稿的态度不同,后来各自 的成就也不一样。第一位默默无闻;第二位后来成了著名作家,田汉;第三位成了伟大的人物。其实就是毛泽东,是黎锦熙没有明说罢了。

  1915年9月,黎锦熙赴北京任职,使这对挚友被迫分离。到1920年,毛泽东曾六次给黎锦熙写信,称黎锦熙“弘通广大”,“可与商量学问,言 天下国家之大计”的良师挚友。黎锦熙则“得润之书,大有见地,非庸碌者”,给予极高评价。1918一1919年毛泽东因组织湖南青年留法和驱逐张敬尧事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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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到京,均得到黎锦熙的帮助和关心,并一起讨论中国和湖南的“解放与改造事”。1920年5月,毛泽东由北京返回长沙,从此开始了职业革命家的生涯,毛 泽东与黎锦熙的通信也中断了数十年。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与黎锦熙还多有往来,特别是解放初期,毛泽东经常一个人跑到黎锦熙家聊天,因为和他聊天可以得到很多有益的收获。后来,因 为安全的原因,毛泽东只好将黎锦熙请到中南海做客,并与他讨论有关教育、文字改革等事。直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他们的友谊持续了六十余年。

  毛泽东致恩师黎锦熙信

  邵西先生阁下:

  省城一面,几回欲通音问,懒惰未果。近日以来,颇多杂思,四无亲人,莫可与语。弟自得阁下,如婴儿之得慈母。盖举世昏昏,皆是斫我心灵,丧我志 气,无一可与商量学问,言天下国家之大计,成全道德,适当于立身处世之道。自恸幼年失学,而又日愁父师。人谁不思上进?当其求涂不得歧路彷徨,其苦有不可 胜言者,盖人当幼少全苦境也。今年暑假回家一省,来城略住,漫游宁乡、安化、益阳、沅江诸县,稍为变动空气,锻炼筋骨。昨十六日回省,二十日入校,二十二 日开学,明日开讲。乘暇作此信,将胸中所见,陈求指答,幸垂察焉。

  今之天下纷纷,就一面言,本为变革应有事情;就他而言,今之纷纷,毋亦诸人本身本领之不足,无术以救天下之难,徒以肤末之见治其偏而不足者,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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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吾有以治天下之全邪!此无他,无内省之明,无外观之识而已矣。己之本领何在,此应自知也。以欂栌之材,欲为栋梁之任,其胸中茫然无有,徒欲学古代奸雄意 气之为,以手腕智计为牢笼一世之具,此如秋潦无源,浮萍无根,如何能久?

  今之论人者,称袁世凯、孙文、康有为而叁。孙、袁吾不论,独康似略有本源矣。然细观之,其本源究不能指其实在何处,徒为毕言炫听,并无一干竖 立、枝叶扶疏之妙。愚意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惟学如基础,今人无学,故基础不厚,时惧倾圮。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 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处之完满乎?天下亦大矣,社会之组织极复杂,而又有数千年之历史,民智污塞,开通为难。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

  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之源。今日变法,俱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枝节亦不可少,惟此等枝节, 必有本源。本源未得,则此等枝节为赘疣,为不贯气,为支离灭裂,幸则与本源略近,不幸则背道而驰。夫以与本源背道而驰者而以之为临民制治之具,几何不谬种 流传,陷一世一国于败亡哉?而岂有毫末之富强幸福可言哉?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虽有偏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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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不同,而总有几分之存在。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然 今之天下则纷纷矣!推其原因,一在如前之所云,无内省之明;一则不知天下应以何道而后能动,乃无外观之识也。故愚以为,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 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此如大纛一张,万夫走集;雷电一震,阴曀皆开,则沛乎不可御矣!阅书报,将中外事态略为比较, 觉吾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夫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二者不洁,遍地皆污。盖二者之势力,无在不为所弥漫也。思想道德必真必实。吾国思 想与道德,可以伪而不真、虚而不实之两言括之,五千年流传到今,种根甚深,结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怀中先生言,日本某君以东方思想均不切于实际 生活。诚哉其言!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

  今人动教子弟宜立志,又曰某君有志,愚意此最不通。志者,吾有见夫宇宙之真理,照此以定吾人心之所之谓也。今人所谓立志,如有志为军事家,有志 为教育家,乃见前辈之行事及近人之施也,羡其成功,盲从以为己志,乃出于一种模仿性。真欲立志,不能如是容易,必先研究哲学、伦理学,以其所得道理,奉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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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己身言动之准,立之为前途之鹄,再择其合于此鹄之事,尽力为之,以为达到之方,始谓之有志也。如此之志,方为真志,而非盲从之志。其始所谓立志,只可谓 之有求善之倾向,或求真求美之倾向,不过一种之冲动耳,非真正之志也。虽然,此志也容易立哉?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此又学之 所以贵乎幼也。今人学为文,即好议论,能推断是非,下笔千言,世即誉之为有才,不知此亦妄也。彼其有所议论,皆其心中之臆见,未尝有当于宇宙事理之真。彼 既未曾略用研究工夫,真理从何而来?故某公常自谓:“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挑战”,来日之我与今日之我挑战与否,亦未可知。盖研究日进,前之臆见自见其妄 也。顾既腾之以为口说,世方以为贤者之言,奉而行矣,今乃知其为妄,宁不误尽天下!弟亦颇有蹈此弊倾向,今后宜戒,只将全幅工夫,向大本大源处探讨。探讨 既得,自然足以解释一切,而枝叶扶疏,不宜妄论短长,占去日力。阁下以为何如?

  圣人,既得大本者也;贤人,略得大本者也;愚人,不得大本者也。圣人通达天地,明贯过去现在未来,洞悉叁界现象,如孔子之“百世可知”,孟子之“圣人复起,不易吾言”。孔孟对答弟子之问,曾不能难,愚者或震之为神奇,不知并无谬巧,惟在得一大本而已。执此以对付百纷,驾驭动静,举不能逃,而何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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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哉?(惟宗教家见众人以为神奇,则自神奇之,如耶苏、摩哈默德、释迦牟尼。)

  欲人人依自己真正主张以行,不盲从他人是非,非普及哲学不可。吾见今之人,为强有力者所利用,滔滔皆是,全失却其主观性灵,颠倒之,播弄之,如商货,如土木,大亦不可哀哉!人人有哲学见解,自然人己平,争端息,真理流行,群妄退匿。

  某君语弟:人何以愚者多而智者少哉?老朽者聪明已蔽,语之以真理而不能听,促之而能动,是亦固然不足怪。惟少年亦多不顾道理之人,只欲冥行,即 如上哲学讲堂,只昏昏欲睡,不能入耳。死生亦大矣,此问题都不求解释,只顾目前□米尘埃之争,则甚矣人之不智!弟谓此种人,大都可悯。彼其不顾道理者,千 百年恶社会所陶铸而然,非彼所能自主也,且亦大可怜矣。终日在彼等心中作战者,有数事焉:生死一也,义利一也,毁誉又一也。愚者当前,则只曰于彼乎,于此 乎?歧路徘徊,而无一确实之标准,以为判断之主。此如墙上草,风来两边倒,其倒于恶,固偶然之事;倒于善,亦偶然之事。一种笼统之社会制裁,则对于善者鼓 吹之,对于恶者裁抑之。一切之人,被驱于此制裁之下,则相率为善不为恶,如今之守节、育婴、修桥、补路,乃至孝、友、睦、雍、任、恤种种之德,无非盲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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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作。此种事实固佳,而要其制裁与被制裁两面之心理,则固尽为盲目的也,不知有宇宙之大本大源也。吾人欲使此愚人而归于智,非普及哲学不可。

  小人累君子,君子当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政治、法律、宗教、礼仪制度,及多余之农、工、商业,终日经营忙碌,非为君子设也,为小人设也。君子已 有高尚之智德,如世但有君子,则政治、法律、礼仪制度,及多余之农、工、商业,皆可废而不用。无知小人太多,世上经营,遂以多数为标准,而牺牲君子一部分 以从之,此小人累君子也。然小人者,可悯者也,君子如但顾自己,则可离群索居,古之人有行之者,巢、许是也。若以慈悲为心,则此小人者,吾同胞也,吾宇宙 之一体也。吾等独去,则彼将益即于沉沦,自宜为一援手,开其智而蓄其德,与之共跻于圣域。彼时天下皆为圣贤,而无凡愚,可尽毁一切世法,呼太和之气而吸清 海之波。孔子知此义,故立太平世为鹄,而不废据乱、升平二世。大同者,吾人之鹄也。立德、立功、立言以尽力于斯世者,吾人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也。

  弟对于学校甚多不满之处,他日当为书与阁下详论之。现届毕业不远,毕业之后,自思读书为上,教书、办事为下。自揣固未尝立志,对于宇宙,对于人 生,对于国家,对于教育,作何主张,均茫乎未定,如何教书、办事?强而为之,定惟徒费日力,抑且太觉糊涂。以糊涂为因,必得糊涂之果,为此而惧。弟久思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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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私塾,采古讲学与今学校二者之长,暂只以叁年为期,课程则以略通国家大要为准。过此即须出洋求学,乃求西学大要,归仍返于私塾生活,以几其深。怀此理想 者,四年于兹矣。今距一年之后,即须实行,而基础未立,所忧盖有叁事:一曰人,有师有友,方不孤陋寡闻;二曰地,须交通而避烦嚣;叁曰财,家薄必不能任, 既不教书,阙少一分收入,又须费用,增加一分支出,叁者惟此为难。然拟学颜子之箪瓢与范公之画粥,冀可勉强支持也。阁下于此,不知赞否若何?又阁下于自己 进修之筹画,愿示规模,作我楷法。

  润之

  一九一七年八月二十三日

  邵西先生:

  来示敬悉,承奖甚愧。《湘江评论》出至第五号被禁停刊。第五号已寄来尊处,谅经接到。此间有一种《新湖南》,第七号以后归弟编辑,现正在改组, 半月后可以出版,彼时当奉寄一份以就指正。《民铎》六号所登大著《国语学之研究》,读之益我不少,与同号《俄罗斯文学思潮之一瞥》同可谓近年来不多见的大 文章。国语这个问题,弟亦颇想研究。我是学教育的一个人,谈到教育,可便说非将国语教科书编成,没有办法,要想研究,难的又是材料搜集。关于《国语》的材 料,先生遇着,千万惠给一点。长沙的留法班有成立的希望。留法一事,算是湖南教育界一个新生命,先生原是注意这件事的。再《平民》已收到了好几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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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泽东

  一九一九.九.五从修业学校寄

  “文革”期间,黎锦熙虽受到党中央保护,但仍不能完全避免在工作和生活诸方面受到干扰、迫害,但即使是在艰苦的条件下,他也并没有停止研究,还 写下了近30种学术论著。1972年,他将自创的“汉语双拼草案”、“文字改革概说”亲自交给周恩来。粉碎“四人帮”后,他欢欣鼓舞,渴望在科学的春天做 更多的工作。1977年,他撰写了《峥嵘岁月中的伟大革命实践——回忆建党前夕毛主席在北京的部分活动》;1978年,他上书党中央,提出在发展自然科  学的同时尽快发展社会科学的建议,又向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汇报了汉字与机器相结合的具体方案。没过多久,他因病住进医院。病中他仍时刻关心着我国语言文 字工作的进展,多次要求出院工作。3月27日上午,他艰难地举着插有输液针管的右手,逐字逐句地审订着他在北京地区语言学科规划会上的书面发言稿,他在发 言稿末尾深情地写道:“我今年已满八十九岁,风烛残年,但我要活到老,学习到老,工作到老,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就要把全部精力贡献给祖国的语文教育事 业!”他计划着出院后的科研工作,憧憬着科学春天的美丽蓝图。然而,仅过了十多个小时,他就溘然与世长辞了。他对我国的语言文字工作真是做到了“鞠躬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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瘁,死而后已”。黎锦熙还留下一部《黎锦熙纪事诗存》,可说是一部文史著作。

  黎锦熙是一位“善于批判继承,具有独特见解,勇于创新的方志学家”(朱士嘉《方志学两种》序)。1938年9月,他受聘担任陕西汉中区城固县志 续修总纂,上任伊始,仅以一月时间,便草成近9万字的《续修工作方案》,因为该案内容“实是泛陈现代新修方志之要旨及方法,但就城固一带举出实例,其用不 限于一邑”故194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是书时名之《方志今议》。他在该著中为调和纷争,关于方志性质提出了著名的“史地两性”说,且为调和方志编纂与不同 社会需求的矛盾,提出了“叙事不立断限”“续”、“补”、“创”的编纂方法,“广四用”的修志功能以及以人文色彩调剂科学内容之干涩等观点。

  他对方志也曾进行了研究。他自称“未冠时,习史地”即“好览方志”,“尤喜研究章实斋氏之书”。方志是我国特有的历史文化典籍,其发展如从两汉 之地记正式发端算起,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然而,对方志进行理论研究却起步较晚。一般认为,清乾嘉时期的章学诚是中国方志学的奠基人,因为他创立了一套自 成体系的方志理论。此后,方志理论在方志学家的努力下一直发展,方志理论家黎锦熙对章学诚方志理论在批判基础上有所继承,有所发展创新。提出“方志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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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地两性,兼而有之”,拓宽了章学诚关于方志的领域,进一步深化方志的“资治、存史、教化”整体功用。认为应突破体裁局限,灵活运用资料,在志书编纂上采 用“续”、“补”、“创”,不应强立断限,“出版不必全书”,专志不必等到全志修毕即可单独出版等。窗体底端。

  他直接从事方志编纂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当时他随北师大西迁陕西,认为“给所在的地方修县志”为抗日救国之“第一步工作”。从民国二十七年 (1938),到民国三十三年(1944),他利用较多时间深入陕西各县调查,曾先后主纂了陕西的城固、洛川、同官、黄陵、宜川等县志。并以他的实践经 验,编写了一本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方志学著作《方志今议》,该书详叙了修志要旨及方法,阐明了关于方志纂修的一系列问题,提出了“明三术,立两标,广四 用,破四障”,即修志不能止于续补前志,而且要增篇目及内容的要求;方志具有“地志之历史化”,“历史之地志化’,兼史地两科的性质;内容为“科学资 源”,“地方年鉴”,“教学材料”,“旅行指导”四用的目的;体例要破“类不关文”,“文不拘体”,“叙事不立断限”,“出版不必全书”等四障的主张。作 者在书中集中了对编修志书的方针、目标、功能、方法、原则、体例、内容等一套完整的见解,从方志的体例形式到内容都有所创新。在他亲自调查访问,收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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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拟定篇目而编纂的几部县志中,可见或多或少摆脱了旧志的框框。如《洛川县志》篇目,为大事年表、疆域、建置、气候、地质、山水、人口、物产、地政、农 业、工商、交通、吏治、保甲、社会、财政、军警、司法、党团、、卫生、教育、宗教、祠祀、古迹、古物、民族、风俗、方言、谣谚、人物、丛录。其中气候、地 质、农业、工商、交通、军警、司法等都是旧志所没有的,内容新颖,充实可取,也比较符合客观现实。

  黎锦熙桑梓情深,特别关注湖南省的修志,解放前不久,他得知湖南正筹修通志,便将其所著《方志今议》和主纂的《城固县志》、《洛川县志》等一一检送回湘,并多次致信省地方志办公室,述叙自己当年修志的经验之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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