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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历史学家 黎仁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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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历史学家 黎仁凯教授 -天麟公派下120(24)世裔孙: (世界名人之一)


沉痛悼念黎仁凯先生 2006-3-6
著名中国近代史研究专家、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义和团研究会副会长、河北省历史学会副会长、河北省省管优秀专家、河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黎仁凯先生, 因病医治无效,于2006年3月4日凌晨1时45分在河北保定不幸逝世,享年67岁。
黎仁凯先生,1940 年生,广东丰顺县人,中共党员。1963年中山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1979年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肄业。先后执教于煤炭部第三十一工程处子弟中学、 河北大学历史系、人文学院。1982、1987、1992年先后任讲师、副教授、教授。为中国近现代史学科硕士生导师、中国古代思想史专业博士生导师。 1984-2000年先后任河北大学历史系副主任、主任。1996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2年被授予河北省省管优秀专家。曾任教育部历史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义和团研究会副会长、河北省历史学会副会长等职。
黎仁凯先生在史学领域耕耘三十余载,卓有建树。在太平天国运动史、洋务运动史、张之洞、义和团运动史、晚清教案等领域都有深入研究;特别是在太平天国北伐史 、张之洞幕府、直隶义和团运动史等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受到国内外学界的广泛赞誉和尊敬。先后出版了《动荡中的历史抉择 ─ 近代知识分子的追求》、 《近代中国社会思潮》、《救亡图存的近代化改革进程》、《清代直隶总督与总督署》、《直隶义和团运动与社会心态》、《直隶义和团运动调查资料选编》、 《张之洞与近代中国》、《张之洞幕府》等著作;其中多部著作分别荣获河北省第四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河北省第六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和北方十五省 (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图书奖、河北省笫八届社会科学成果特别荣誉奖。在国内外报刊发表论文一百多篇,其中有三分之一被人大复印数据等多家权威媒体转载, 引起很大反响。曾应邀到美国多所大学讲学和作学术交流,为河北大学赢得了荣誉。主持承担了《河北百科全书》、《直隶义和团运动与社会心态》、《清代教案表》 等多项省级、国家级项目。黎仁凯先生自承担国家清史子项目《清代教案表》以来,殚精竭虑,克勤克俭,终积劳成疾。
黎仁凯先生为人和蔼谦厚,在河北大学近三十年的教书育人中,始终坚持在教学第一线,呕心沥血,诲人不倦,桃李遍天下,为社会培养了一大批栋梁之才。 自1990年以来,先后培养研究生六十余名;这些研究生多数已成为所在领域的骨干和新秀。在培养研究生过程中,黎仁凯先生强调论从史出,在传授基本知识、 培养科研能力的同时,还注重加强道德品质修养。对学生既高标准、严要求,又竭力奖掖、呵护关爱。在教书育人中,积累了丰富的教学与科研经验,形成了一套科学、 完整的理论与方法。黎仁凯先生将毕生精力献给了文化教育事业,工作勤恳,任劳任怨,为河北大学历史学科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他的去世, 是我国中国近代史学界的一大损失。
斯人难在,遗范长存!黎仁凯先生,地下安息! 


作者:一中    发表时间:2005-11-22 15:36:13
原文: 
http://www.fsdyzx.com/class/classinfo.asp?part=3&infoid=317
母校情系学子心—黎仁凯 —
  母校丰顺一中已走过了整整一个世纪的历程。我不知道她诞生时是什么模样,但她创建于清末新政时期,当时清政府大力提倡兴学堂、派留学。想不到这股风也吹到了我们家乡。母校初由书院改称县立中学,民国年间学校几经战乱和搬迁,直到解放后,初、高中部才合并固定在现今丰良原址。母校幽静的环境,简朴的校舍,最有特色的是那棵大玉兰树,盛开的玉兰花使得满院清香,还有那大坝体育场和宏亮的作息号声,都不时勾起我对中学时代许多美好的回忆。
今年母校筹办百年校庆。我得知消息后,不禁心潮澎湃,思绪万千。早年在丰一中求学的往事,又时时萦回脑际。我为母校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光辉的业绩而感到骄傲。所以,当在教育部工作的校友刘裕品教授要我就母校百年校庆写点什么时,我便有一种难以推却的责任感。因为毕竟是母校把我这样一个祖祖辈辈修理地球的农村穷孩子送进了国家重点大学,是母校敬爱的老师们的谆谆教导,使我领悟了知识和人生,导引我们扬帆起航。
  我的青少年时代,在母校丰顺一中度过了整整六年。1952年夏天,12岁的我考进了丰一中初中,开始离开家乡丰良成西,离开父母到丰良镇求学,过集体生活。那时候大多数同学家庭经济都比较拮据,每逢星期六下午要步行回家(那时大家都还没有自行车),以便周日带回下一周的米粮和咸菜。由于粮食还不充裕,多数同学不得不节衣缩食,难得吃上一顿饱饭。虽然如此,但我对所学的课程,如英语、语文、历史、几何、代数、化学等都感到新鲜,这大大刺激了我的求知欲。我白天在那散发玉兰花幽香的教室里上课,晚上洗完了丰良特有的温泉澡后,在发出沙沙声的汽灯下学习、做作业,生活过得紧张而愉快。我如饥似渴地学习,在一批学有专长、知识渊博又具有教学经验的老师的耐心教导下,我的学习成绩不断进步,在班里排在前列,也曾在作文等科比赛中得奖。我喜爱体育活动,运动场上常常留下我的身影。1955年春初中三年级时,我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夏天我参加了升学考试,当时丰顺全县仅招收两个高中班100名新生(一中、三中各 50名),我幸运地考上了母校高中部。
  高中是一个人的人生观、世界观的形成时期,也是积累知识的黄金时期。由于母校多年来形成了良好的校风、学风,又有一支高素质的师资队伍,高中三年我们学得很扎实,而且逐渐培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吴培云校长、罗永明副校长对我们非常关心,还有刘映明老师、钟士锷老师、李宝澜老师、陈纶贞老师、陈伟庆老师、刘志明老师、吴柳宣老师、杨弘藻老师等都耐心辅导我们,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在老师们的精心培育下,我们班形成了良好的学习风气,课余文体活动和社会活动也生气勃勃。记得我曾被聘为少先队辅导员,还参加了学校篮球队,成为校篮球队主力之一。1958年参加高考时,我们班绝大多数同学都考上了大学,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考上了全国重点大学。我也有幸以第一志愿被录取到中山大学历史系,从而踏上新的求学之路。前些年,我看到了新出版的《丰顺县志》,其中记载丰顺县第一中学时说:“丰顺一中历史悠久,为师者严于执教,为学者勤于学习,形成了良好的爱国爱校、勤教善学的校风,勤、严、爱、实的教风,勤学、苦练、求实、进取的学风……1958年高考录取率达90%,高考总成绩排全省第九位,其中化学、生物、历史三科成绩高居全省第一,被评为广东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同年被评为汕头地区重点中学。”(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15页)。这段话在母校百年校庆简讯中也有记载。这是我们班的光荣和骄傲,更是母校的光荣和全体师生、校友的骄傲。
  但是,在我们的高中阶段,由于当时政治形势的变化和“左”的思潮的干扰,学校也和社会一样,出现了一些令人痛惜的事。在1957年开始的“反右派斗争”中,学校也搞得沸沸扬扬。我们十分敬爱的吴培云校长、钟士锷等老师竟被划为“右派分子”,给他们加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莫须有罪名。天呀,这在我们的心灵中,不啻为晴天霹雳。更令人痛心的是一些人为了造声势,利用我们学生的单纯无知和不明真相,鼓动我们给“右派分子”贴大字报,去揭露和攻击曾经含辛茹苦教过我们的老师,这无异于在那些老师被切开的伤口上再撒上一把盐。对这种政治风云的突变,我们很不理解,也曾经消极抵制过,然而却遭到了批判,说我们想走“白专道路”。我们只能暗中垂泪,企盼老师早日渡过难关。遗憾的是一些老师多年遭到不公正的待遇,被剥夺了当教师的权利。有的还牵连到学生,在1958年参加高考时,据说个别同学就因“同情右派”等所谓“政治问题”而未能被高校录取,使极具才华的同学被拒之大学门外,失去了继续深造的机会。的确,那场政治“斗争” 打击了一大批精英人物,不仅使丰一中遭到了损失,也是国家和民族的一场灾难。
  我酷爱历史,如今虽已年过花甲,因工作需要尚未退休,仍然从事历史教学与研究。回想起来,当初我之所以选择报考历史专业,与我高中的班主任钟士锷老师的悉心培养分不开。钟老师知识渊博,教学经验丰富,外语也很好,我十分敬佩他。他上的历史课,让我倍感兴趣。他对有兴趣学习历史的同学也着意加以培养。他对我的学习十分关心,常常会在上完课后留给我一个小纸条,上面写着复习思考题或应阅读的参考书,这是他给我的“特殊待遇”。课后,我按照他的指导做题、阅读参考书,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这不仅使我顺利地考上了中山大学历史学系,而且到大学后发现老师指定的参考书,有些在中学时期竟已读过。那年,我们班有四位同学同时考上中山大学历史系,其中历史、地理等课都考得比较满意,这里无疑凝聚着钟士锷、李宝澜、刘映明等一批任课老师的心血。
  岁月荏苒。经历了五年的大学生活后,1963年我被分配到山东,在煤炭部下属的一个基本建设单位工作,而后又辗转江西、河北。其间大部分时间是在子弟中学教书,也当过一般干部,经历了“四清”和“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文革”期间一度被下放劳动,我曾下煤矿矿井推过矿车,到建筑工地当过壮工,称为知识分子“接受工农兵再教育”。此间,由于家父被错划右派等不幸,我饱尝了人间冷暖和生活的艰辛。自大学毕业后,一个接一个政治运动的压力,目睹一些同事蒙受不白之冤,瞻望前景,不寒而栗,同母校和昔日的同学也失去了联系。唯一可以告慰的是,我教中学时,自觉以母校一些老师为榜样,本着认认真真教书,清清白白做人的原则,尽量汲取他们教学中的长处,做到对学生言传身教,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得到了学生及学生家长的好评。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党和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先后恢复了高考和研究生考试,并召开了科学大会,郭沫若先生所作的《科学的春天》的报告深深地打动和鼓舞了我,使我重新焕发了生机。1978年,38岁的我终于鼓起勇气参加了“文革”后第一届研究生考试,经过复试后,居然被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录取。从读研究生到来河北大学教书,我庆幸又重新得到机会,能够安心去学习和研究为之魂牵梦绕的历史学。
  20余年来的大学教书生涯,在党和国家改革开放正确方针政策的指引下,我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出版了多部自己的研究心得,党和政府也给了我许多荣誉,我的子女也取得了较高的学位,并已成家立业。每当我念及今天的幸福生活,就不禁想起母校和培养我们启锚出航的母校老师们。
  由于时过境迁、人事皆非,多年来,我与母校缺乏联系,也很少回老家探亲,情况不够了解,颇感愧疚。偶尔从同学、友人或《丰缘报》中得知一些母校信息,则倍感亲切。新近收到母校筹备百周年校庆之简讯及筹备工作计划,得知母校近年来各方面的工作有了很大进步,升学率不断提到,校容校貌将有很大改观,使我很受鼓舞,感到由衷的高兴。我衷心盼望母校以这次百年校庆为契机,广泛动员全校师生员工、校友和社会各界力量,群策群力,使学校各方面的工作再上新台阶,在新世纪重铸丰一中的辉煌。

 

(本文作者系丰良成西人,丰一中1958届高中毕业生,现任河北大学历史系教授,河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义和团研究会副会长、河北省历史学会副会长等职。通讯地址:河北省保定市河北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邮编:071002  电话:0312-5022406)


黎仁凯,广东丰顺人,1940年2月生,中共党员,1963年6月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系,1978—1979年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肄业,后入河北大学任教,先后担任副教授、教授,历史系副主任、主任,硕士生导师。
   多年来一直在教学、科研第一线工作。出版专著、编着8部,其中《动荡中的历史抉择一近代知识分子的追求》(独着)获河北省第四届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和北方十五省(市)社科优秀图书奖,《近代中国社会思潮》(专著)获河北省第六届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和北方十五省(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图书奖;合着(均为第一作者)有:《清代直隶总督与总督署》,《救亡图存的近代化改革进程》(《中国改革通史》近代卷),《张之洞与近代中国》,《直隶义和团运动与社会心态》,主编了《直隶义和团运动调查资料选编》,《义和团运动、华北社会、直隶总督》等书:在《光明日报》等国内外报刊上发表论文80多篇,其中《论北伐太平军与直隶群众的关系》和《开平矿务局与华北社会经济的发展》先后获河北省高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所撰论文被《新华文摘》、《高校文科学报文摘》、《中国历史学年鉴》等刊物摘要或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数据全文转载的有26篇。主持了有关直隶义和团运动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主持河北省社科规划和省教委科研项目多项,担任《河北百科全书》历史卷主编。
   近几年多次被教育部聘为全国高校社科成果和历史学科教材评奖通讯评委,又参加教育部专家组到高校国家级文科基地评估检查,并受聘为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南开大学等高校评审中国近现代史的博士论文,多次应邀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1998年应邀赴美国加州圣地亚哥州立大学,惠提尔学院(尼克松之母校),南加州大学等6所高校讲学或作学术交流,美国多家报刊载文评介。
   河北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河北大学学报编委,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学术带头人,兼任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义和团研究会副会长,河北省历史学会副会长等职,1996年被聘为教育部首届历史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被评为河北省优秀教师,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是省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评审组召集人之一。2002年4月被评为省管优秀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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